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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五一”前夕，中央紀委先後集中曝光了幾批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典型案例，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專門開設了糾正“四風”監督舉報直通車欄目，引起廣泛關註。“五一”是一個重要節點，“四風”問題可能會有所抬頭，並以更隱蔽的形式 出現。人情往來也是抓節點中的重要部分。梳理近年來披露的一些腐敗案件，就會發現，很多案件被告人均有“收受他人禮金、紅包”之類的陳述。從這些案件發展脈絡來看，不少貪官就是在人情往來中，一步步墜入了犯罪的深淵。
　　人情蛻變：是思想逐漸放鬆的過程
　　很多貪官在落馬後直言，自己是被“人情”擊倒的。分析當下的官僚主義、公權私用甚至腐敗等現象，從中都可以發現“人情”的影子。
　　“對於收受‘朋友’的所謂‘禮金’而墜入犯罪深淵的眾多案例，作為旁觀者自然不難明辨，作為當事人事後也不難‘洞若觀火’，而作為身處其中的當局者，要在特定情境中作出正確選擇，確非易事。”湖南大學廉政研究中心教授袁柏順表示。
　　因受賄罪於2013年8月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河南省開封市原市委常委、組織部部長李森林(副廳級)在懺悔時表示：“給我送錢的，絕大多數都是利用節假日‘人情往來’，我覺得自己就是被‘人情往來’面紗下的銅臭熏倒的。”“回想我的過程，多麼像溫水煮青蛙啊！我就是水中的那隻青蛙，水溫慢慢升高自己卻渾然不覺……等到水溫高了受不了想跳出來時，四肢已經半熟，無能為力了。”李森林在懺悔書里說。
　　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郝建臻表示，從開始時的提心吊膽，到後來的心安理得、麻木不仁，都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、從小到大、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，這同時也是一個思想逐漸放鬆和蛻變的過程。
　　人情尺度：正常往來還是變相賄賂
　　“包括領導幹部在內的公職人員，也有其作為普通社會成員的生活，有正常的社會交往，這其中就免不了有‘禮尚往來’。”袁柏順說。
　　郝建臻表示：“身為領導幹部該小心，特別是他人以‘正常的友情交往’為藉口向你做利益輸送的時候，要保持警惕。”
　　說易行難。特別是當一個人面對足夠大的誘惑和權力行使的“空間”的時候，這種人性自我膨脹的一面就會暴露無遺。
　　2008年11月，重慶市規劃局原副局長梁曉琦受賄1589萬餘元被一審判處死緩。一個月之後，他在寫給紀檢監察機關的懺悔書中如此沉痛地懺悔：“對於紅包、禮金之類，從一開始不予拒絕，早晚就會突破防線。防線一旦突破，剩下的必然只有貪婪的後果。”
　　梁曉琦並非個例。從以往貪官的落馬軌跡來看，多數與“紅包”問題相生相伴。
　　現實中，有些賄賂進行得十分隱秘。比如借逢年過節、婚喪嫁娶、生日壽辰等的機會，變相送禮收禮;以正常的人際交往或尊重親情友情之名，行徇私投機或行賄受賄之實;乘檢查工作、考察考核、指導調研等機會，拿點價格不菲的“土特產”、“紀念品”，等等。
　　人情往來：別拿習俗慣例當幌子
　　在一些腐敗案件中，很多貪官以“人情往來不算受賄”為藉口，妄圖為自己的罪行開脫。
　　涉嫌受賄12.3萬元的武昌規劃土地管理局原局長楊少洲2006年10月在法庭上受審時，否認了所有指控，認為別人送他錢都是正常的“人情往來”。
　　楊少洲庭上辯稱，別人送紅包財物，都是社交中的禮尚往來，他也都還過情。尤其是他小女兒結婚時，一徐姓房地產商曾送1萬元賀禮，不久徐家辦喪事，他即回送了5000元禮金，云云。
　　所謂“人情往來”不過是貪官受賄的“遮羞布”罷了。正如檢方指出的那樣，給楊少洲送賀禮的那位房地產商曾托楊少洲辦過事，“賀禮”實際上是“好處費”。其他人送錢，也都是有求於他。
　　實際上，“人情往來”早就成了貪官斂財的手段之一。吉林省原白山市政協副主席、白山市委統戰部部長李鐵成在擔任靖宇縣主要領導期間，大肆受賄“賣官”，受賄的途徑是“六大日子”，即自己的母親去世、自己手術住院、三個子女結婚，再加上逢年過節。在賀婚、探病、祝壽、拜年、弔唁等理由中，李鐵成受賄絕大多數是發生在“人情往來”的面紗下。“錯把賄金當禮金”背後反映的是習俗慣例等對法律紀律的凌駕。袁柏順表示，公職人員若單以前者而非後者為度來衡量行為，自然從一開始就拿錯了尺子。
　　人情規範：應該給紅線通上“高壓電”
　　一些貪官還援引社會上存在大量不正之風為自己的腐敗行為開脫。安徽省和縣原縣委書記楊建國稱，“當前社會上普遍存在著下級給上級領導送禮的風氣”。
　　我們對黨員領導幹部收受禮品方面的規定不可謂不多，甚至還有直接對領導幹部交友提出的要求。可是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的領導幹部未能抵得住誘惑，甘當了“人情”的犧牲品呢？“中國人‘好面子’是一個重要的心理誘因。這‘面子’一方麵包括自己的面子，認為別人找自己辦事證明自己有本事，別人給自己送禮就是別人尊重自己;另一方面也包括別人的面子，怕駁人面子，把人際關係搞僵。”郝建臻這樣認為。
　　郝建臻表示，社會中的每個人既是政治的動物，本能地會趨炎附勢、趨利避害;亦是經濟的動物，天然地進行成本與收益的計算，以求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官員必須要警惕，防止在“哥們”的“情誼”中為別人實現其不法利益作無謂的背書。
　　準確把握度的主動權與責任在於公職人員自身，而公職人員能否把握好度，則不能僅限於公職人員自身。袁柏順認為，勉勵公職人員“日夜孳孳，敏行不怠”，謹守法紀之度固然重要，各方面也應該提供助力，不能讓公職人員“獨自在戰鬥”。
　　專家表示，十八大以來在腐敗懲治方面的積極進展，未嘗不是在幫助公職人員在“禮”與“賄”之間作出正確選擇，要給紅線通上紀律的“高壓電”，幫助公職人員在正常社會交往與腐敗交易關係之間划出界線。（檢察日報）
　　（原標題：人情往來，貪腐的“遮羞布”�